第十二周： Governmentality

在《性史》中，傅柯已经指出性可以连结个人和集体层次，现在则把这个观察扩大到政治领域。“治理”指的是power as the regulation of others以及power as a relationship with self；因此，治理连结了politics与ethics。治理就是conduct（导向）of conduct（行为）：个人管理自己的行为，集体也指导别人的行为。【这里关系到人我的关系，也有我既做主体也做客体的权力关系】

傅柯以一贯的genealogy手法，挑选了围绕马基维利的历史地位升降来看这个治理艺术的重大转变：16世纪出现很多谏君书籍，教导君王如何维持王权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马基维利的《君王论》。这本书中讨论的治理之道主要关注王的利益，以它为王权sovereignty的理性基础。君王prince与封邑principality之间的关系是单向的、外在的、超越的、强加的。君王透过世袭或征服来获得封邑，但是王却外在于它，因此王和封邑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内在关连，也因而脆弱易变，臣民没有天然理由接受其统治。统治就是巩固君王与其封邑之间的关系，马基维利的分析则要发现可能的危险来源，以及如何保障君王拥有其封邑（90）。后来马基维利的君王说沉寂了很久，19世纪才又再度流行起来【为什么？傅柯好像没解释】。

在16-18世纪中，政治上的统治危机与宗教上的灵魂管理危机同时发生：（1）民族国家初初建立，中央非常想要极权；（2）宗教改革及其反动，造成宗教异议的扩散【这种迫切性以及当时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巨大变化，造成了深刻动乱的时刻，需要设立新的规范和统筹，因此治理艺术出现】。这两种力量的同时作用，使得治理的问题成为普遍问题。

那时还出现一堆鼓吹“治理的艺术”之类的书籍，与马基维利以君王为中心的架构保持距离，认为拥有封邑并不等于知道治理的艺术【新型的治理者出现，新的统治者需要有比血统、比暴力更为服人的条件来说服人民，而新兴资产阶级必须以优越的道德和能力、精密的权力技术来证明自己有正当性】。傅柯以当时一本典型的作品来说明其特点：

(1)治理当时成了一个广泛的概念，可以用来治理家庭、灵魂、儿童、地区、修院、宗教支派等等。治理的实践多样化，君王的治理只是其中一种，而且治理是内在于国家结构，而非外在。基本上分为三种形式：道德（治理自我）、经济（治理家庭）、政治（治理国家）。《君王论》谈的是把王权和其他治理分开，以显示君王的特殊，而“治理”则试图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治理中串连起一种连贯性（也是理性）：向上，要能治理国家就必先能治理自己【从前君王就是君王，再烂也有其统治地位，但是现在，资产阶级的自我管理是一切治理的基础，王必须做榜样】；向下，治理透过police（拉丁文原作“行政”，但18世纪开始有“公安”的意义）使得个别家庭、个人都能实现国家政府的治理。【治理就是确保所有层面同心一致的支持权力的运作──因此治理不是铁腕笼罩，而是有效的串连起各个场域的权力结构，不过也因此容易环节脱落】。说穿了，治理就是把在经济层面上为整体家庭细致精算的技巧，引介进入政治实践中，introduction of economy into political practice，以一家之主如何监督掌握一家财富和成员的关注力，来努力经营国家（因此好政府还有economic government之说）。当时，economy也正在改变字义，它的现代字义就正是治理【比较接近所谓“善治”】。

(2)这本代表作中还说：government is 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, arranged so as to lead to a convenient end【显然就是工具理性的实践，是理性化、有效率的驾驭】。王权认为统治的是疆域和人民，但是“治理”的对象却完全不包含土地，而是人与物的复杂集合，其中被笼罩的则是座落在各种与财富资源物资天然地域中的、座落于风俗习惯行为思考模式中的、座落于各种意外命运饥荒瘟疫中的）人。【在这个说法中，人总是已经座落在文化社会经济中、已经被先行建构、纠缠在各种意外中、被各种力量拉扯的人。】因此这些书中才会说，治理就是掌舵一条船，管理一个家，要处理各种突发的事件。

(3)“治理”有其特定终极目标finality。王权的特定目的虽说是为共同利益，但是共同利益却是希望所有人民都各守其份，守法循治，因此王权的终极目的就是人民服从王权，以法律来使王权能顺利行使【治理对君王而言是self-serving的，要靠法律来执行】。然而“治理”却是善加管理事物，而这里的共同利益是使所有人都方便的，因此其目的是多重复杂的，为了要达成这些目的，不是透过法律，而是让人民和事物都成为disposed（原义是处置安排妥当）的状态，也就是妥善安排事物，部署配置和倾向，以便趋向主要目的。【治理要深入人心和生活，而且促进治理过程的强化和完美，主要靠战术策略】

(4)好治理者要有耐心（像蜜蜂般不用刺而统治蜂巢）、智慧（不是了解神谕或法律，而是知道目标，更知道事物如何配置才能达成目标）、勤勉（统治者要以服务的心态治理，如一家之主早起晚睡一般）。【以自我规训来有效规训社会】这种治理艺术的说法不是空谈，而是伴随着以下因素出现：16世纪以来拥有特定疆域的君主出现，国家行政体制的形成，对国家的科学知识形成统计数据，整体社会的重商主义，17-18世纪财政专员的行政科学。【治理有许多的结构、知识、实践、信念来支撑】事实上，16-17世纪治理艺术的首要结晶就是谈reason of state，认为国家是由其内在的理性原则来治理，国家有其自身的理性，因此治理的艺术并非追寻超越原则、宇宙模式、或哲学道德理想【排除宗教权威、和空泛理念】，而是要在国家的特殊现实中找寻其理性原则【务实、技术官僚】。不过傅柯也指出，这种内在的国家理性，直到18世纪之前都是治理艺术发展过程的障碍：因为17世纪的战争动乱形成紧缩的环境，不利治理艺术的发展；另外，当时还有一些心理和制度的结构在王权的基础上操作，例如重商主义虽然累积了财富但是却仍在王权的结构中操作，为王室累积财富而不是为国家累积，并以王权的传统武器（法律、规条）来壮大王权。直到17世纪《契约论》出现，才建立了新的君王和人民之间的关系，提供了新的权力架构来思考如何发展治理艺术。【重商主义是16-18世纪欧洲的经济学说及实践，主张由政府控制国家经济以增强实力，削弱他国。强调国家财富之首要是贵重金属，应该尽力取得；经济应出口大于进口；殖民地不得发展制造业，其商业应由母国垄断；需要人口众多，但应奢侈减少，俭省节约都是美德，以创造资本。这些显然是早期资本主义得以发展的基础，但是也要有新的政治架构和相应的人民，才能让重商主义的实力得到发挥。在这里，傅柯对于治理的解说又有了一个左翼的蕴涵：资本主义的全力发展绝对需要新的“治理”。】

如果这样困难重重，那么治理的艺术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呢？历史原因：18世纪人口的大量增加，农业生产的扩张增加了财富。在这里，透过一些微妙的“知识－权力”程序，（在非家庭的层面上思考经济的）治理和人口的问题开始关连起来，人口的问题浮现。治理艺术的发展，使得“经济”的概念成为特殊的、可以思考人口问题的科学，源自重商主义的统计学也才得以脱离王权架构而成为新的可用战术。统计学在新的架构中显示【以科学和知识来影响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和打造】：人口有其自身的规律性、死亡疾病率、缺乏的周期等等；人口有其内在一些因集结而来的效应（如传染病、死亡率、劳力和财富增加等等）；人口有其特殊的经济结果，而这些特殊性是不能化约为家庭的层次的。此时，家庭退位，不再是政府的典范【从前治理是学家庭的模式】，而成了人口的基本组成，是治理人口的基本工具。

换句话说，（1）当人口尚未出现时，治理总是以家庭为典范，认为治国就像齐家一样，现在家庭只是一个工具而已，但是仍然是人口资讯的主要来源。治理之可能，先决条件就是家庭的退位，人被当成人口来思考。（2）人口成为治理的终极目的，要照顾人口的福利、改善其处境、增加其财富寿命健康。政府所采取的手段似乎都内在于人口，人口也成为政府手中的物，承受各种战术策略。（3）人口是政府必须观察和知道的对象，以便有效的、理性的治理，因此政府的知识必须包含对人口的所有processes（生命的所有活动和趋向）都有所了解。【更大更彻底的知识－权力操作】

政治经济学的诞生：在人口、疆域、财富之间产生了新的多重关系，而且伴随了政府典型的新干预措施，也就是在经济和人口领域中的干预。18世纪的转化：从治理的艺术转向政治科学，从王权结构主导的模式转向治理技术主导的模式──造成人口和政治经济学的诞生。在这样的理解中，规训愈来愈重要，因为管理人口，并不只是注重其集体的层面，也要管理其最深最细最个人的层面。主权、规训、政府都以人口为目标，以稳定的架构为主要机制。人口成为被收集被研究的资料，也成为被干预的场域，是治理战略的操作目标。

“治理”的历史要素：（1）那些使得人口可以被当成目标对象、以政治经济学当成主要知识形式、以稳定架构为主要战略手段的机构、程序、分析、反思、盘算、战术；（2）很久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趋向治理的权力，形成一连串特殊的政府架构以及知识；（3）中世纪的正义如何透过一些程序转化为15-16世纪的行政国家。许多人长久以来都爱憎国家，但是傅柯认为不要太化约的看国家，国家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一致、个人性、功能性、或重要性。国家只是组合的现实，神话的抽象。真正重要的可能是现代性，也就是establishment of state control，也就是国家的治理化。【国家是如何变成这样一个透过人口和政治经济学来治理的东西】傅柯认为，治理的问题和治理的技术是现代唯一的政治议题，唯一可以进行政治抗争和挑战的场域。

牧养、外交－军事技术、和公安──是国家治理化的三大要素。